“陛下想要短时间看到成效，各郡郡守，各县县令只能限时苛责小吏，小吏苛责黔首，如此往复，也只会使六国黔首更加怨恨我大秦。”

这一点，秦安深有体会，就比如后世，今天弄个扶贫攻坚奔小康，明天弄个创建全国文明城市，后天再弄个创建国家卫生城市。

为了完成中央的任务，省逼市，市逼县，县逼乡，乡上就只能逼村长和村民了。

事是好事，可若不根据实际情况，单纯为做而做，只不过是徒耗国力民心而已。

“第三、官吏储备不足，缺乏对地方的实际掌控力。”

“六国虽灭，然我大秦并没有足够的官吏分管四方，导致六国黔首仍在六国贵族和原有的官吏的统治之下，其中以齐地为最。”

“惧于大秦的威严，他们不敢反抗，可这些人也从未放弃过复国的念头，一直暗中联合，积蓄力量，为有一天反抗大秦做准备。”

“这些人不死，始终是动乱的隐患。”

“再者，有他们从中作梗，六国黔首永远不会归心我大秦。”

秦安可是清晰的记着，因为缺少官吏，也是为了安抚六国境内遗留下的贵族黔首，政哥下了一个‘黔首自实其田’的诏令。

六国贵族豪强欺负秦吏无法深入乡里，便将一百亩的地，报成五十亩，五十亩的，报成三十亩，以逃避田租。

结果导致朝廷每年收取的租赋，根本没想象的多。

在这一层层往上收租的过程中，地方豪长、乡吏、贵族又从中盘剥不少。

而这些，最后却将罪过统统算在政哥的头上，导致全民仇秦的心理。

还有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之后，六国贵族也纷纷响应。

尤其是齐地诸田，他们治下的商贾、轻侠、黔首，几乎是一呼百应。

这里面固然有赋税徭役过重的原因，却也少不了六国贵族的挑拨。

“第四、赋税过重。”

“我大秦的田租，口赋，以及其他税赋几乎占黔首全年收成的一半以上。”

“一个五口之家，辛辛苦苦耕作一年，交完赋税过后，剩下的粮食，一整年吃穿嚼用下来，也花得差不多了。”

“若再有红白喜事，家人生病，一年忙活到头，最后却落得个入不敷出。”

“这还是在我大秦的境地之内，至于六国故土内，人多地少，黔首更不堪重负。”

说到这里，秦安轻叹一口气，赋税过重不只是秦朝的问题，它是每一个皇朝都逃不过的问题。

即使是汉朝，刘邦以‘黄老之术’作为治国思想，施行轻徭薄赋的政策，百姓的生活依然不怎么样。

汉朝所谓的轻徭薄赋是相对于秦后期胡亥的横征暴敛而言，而不是绝对的。

汉朝税赋低，低的只是田租一项，刘邦将田租定位‘十五税一’，而后文帝又有“田租减半”之诏，也就是采取‘三十税一’的政策。

田租税率‘三十税一’的确不高，可百姓需要缴纳的不仅仅只有田租，还有人头税，不想服徭役而交的“免役税”。

还有每年孝敬皇帝的‘献费’。

以及，以户为单位的‘户赋’，特殊商品消费税。

最后，各种各样的税赋加起来，汉朝百姓身上的负担，依旧算不上轻松。

历史上那些皇朝所谓的轻徭薄赋，大多都是一个好看的花架子。

第一持续时间短，在那些贤明的君主死亡之后，这个政策也基本上随着他们而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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